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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1979,纸媒黄金时代

2019/11/9 3:55:09

【老照片】1979,纸媒黄金时代

1979年4月18日,新华印刷厂工人史建萍的照片出现在《解放日报》第4版的“点将台”栏目,还配有一首小“短诗”:“巧手撮字快如梭,技术高超本领多;争分夺秒勤学练,喜看青年一楷模。”照片上,这位扎着小辫儿、戴袖套的姑娘左手拿着稿纸,右手在堆积如山的字库(是真的实体的“字库”,更规范的叫法是“铅字架”)中稳准狠地撮起一个铅字小方块。在采用热排技术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不论是印刷报纸还是书籍,都需要像史建萍这样的工人先把对应的一个个铅字挑选出来,放在撮字盒里,再进入排版、印刷作业。

仔细观察,在照片的右下方,还有一只掐着秒表计时的左手。如果推测得没错,这张照片真正的拍摄时间应该在两年前。1977年7月14日《解放日报》有一篇题为《印刷系统青年工人撮字竞赛》的报道:

  

“上海印刷系统的青年撮字工人,在华主席关于“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开展了同工种的劳动竞赛。在竞赛中,新华印刷厂的史建萍,预赛时速二千七百五十五字,决赛达到三千零三十二字;中华印刷厂张惠群的决赛时速也从预赛的二千八百三十六字上升到二千八百七十四字,都超过了行业的历史最高水平。印刷十二厂的江芸芝,预赛仅错十四只字,决赛只错三只字,保持高质量。”

 

如果这里的“时速”按照常识理解为“每小时速度”的话,那么史建萍的决赛成绩,几乎接近于每秒“撮”一个字的神速,用“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形容也丝毫不为过。时隔两年,这位撮字小能手缘何再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恐怕还是和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有关。

 

事实上,《解放日报》的“点将台”栏目贯穿了整个1979年,包括史建萍在内,共有24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人以照片配短诗的形式在报纸上亮相。他们中间,有制造精密卡尺的纺织机械厂工人、专心研究节油技术的卡车驾驶员、操作认真细致的皮鞋厂女工、方寸之间雕刻乾坤的精细微雕师傅……

 

1979是一个神奇的年份,正如吴晓波所言,是中国“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一大批国有企业在首钢等改革榜样的启示下,开始着手解决内部管理无序、劳动纪律涣散等问题。这时候,像史建萍这样的业务能手,自然有着重要的示范带头意义。而从更广泛的层面而言,改革开放元年百废待兴,社会物资匮乏,急需各行各业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史建萍们的积极形象,又的确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让我们再从历史纵向维度切换到行业的横剖面,在1979年,史建萍代表印刷行业劳动标兵登报,又有着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她手中撮起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铅字方块,更代表着知识和希望。

 

1978年,随着高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人们发现,书店门口也开始排起了长队,排队人脸上的饥渴与那些争购紧俏食品的毫无二致。当时最著名的,就是各地读者疯狂购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突击出版。据当时该社理科编辑室主任徐福生回忆,当时印刷的主力是最擅长印刷数学公式、符号的商务印刷厂,但后来由于严重供不应求,其他印刷厂也加入日以继夜的印刷大军。尚没有资料表明,新华印刷厂有否参与其中,但无论是新华还是商务,无论是《数理化自学丛书》或是别的书籍,史建萍和她的同行们在属于他们的黄金年代里,扮演着重启民智、传递人类文明火种的重要角色。

 

饶有意味的是,也是在同一年,《解放日报》上刊登过一封来自新华印刷厂照相组组长吴枝炳的来信。来信反映,该厂从去年年底开始停止制作铜锌版业务,13名从业多年的铜锌版工人一律“被迫转业,满肚委屈”,不得不“重新学艺,做一些原来不熟悉的辅助工作”。

 

时代列车隆隆前行,身处其间的人,往往很难明了自己究竟是领时代之先,还是队尾的那个人。正当史建萍和同行们以每秒一字的速度撮起铅字,把深奥的数理公式、或是传承百年的文学经典具化成流水线上一页页飞速而过的纸张,最终以书籍形式呈现到饥渴读者面前的同时,吴枝炳和同事们,却已率先尝到失业转岗之痛。

 

如果我们把传播文字、文化相关的行业都归入广义的“纸媒”范畴,那么就会发现一个吊诡的事实:全社会文化水平以及知识获取的便捷程度,是和该行业本身的地位呈反比的。吴枝炳不会知道,在他写信后的许多些年,直至今日,一代又一代的纸媒从业者,将一遍遍重尝他当日之心酸心痛,眼见一个个传统行业消失,只能看绝尘不尽徒唤奈何。